K12国际教育在中国的转变：从“开着跑车”到极度内卷

国际教育在中国仍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中国内地K12阶段国际教育，经历了从本世纪初“开着跑车”，到如今的极度内卷。水涨船高的标化成绩，换来国外大学录取门槛的被迫升高。

 

王普所管理的上海诺美学校成立于2017年，是一所全日制、寄宿制的国际化学校。其所属的诺美教育集团旗下有七所国际化学校，核心团队自2004年起从事国际教育至今，是中国国际教育领域最早的开拓者之一。

 

此前，王普曾连续17年任职于中国内地最早一批招收中国学生的国际化学校，先后担任学科教师、班主任、中层管理及校长职务。

 

回望过去20多年，王普认为，国际教育的终点并未改变，依旧是丰富的优质教育资源。中国内地家长由被动转向主动规划。

 

界面教育：何种契机让你踏入国际教育行业？

 

王普：1988年，我是一名高中教师，连着三年教高三，当时已经开始提倡所谓的素质教育，对高考指挥棒下的应试教育也是有反思的。当我了解到还有不参加高考就可以升学的学校时，毅然打了个方向盘，在2000年从公立学校转入国际教育。

 

比起逃离，它更多是一种主动选择。之后我便发现，在国际教育这条赛道上，升学不是孜孜以求的目标，它应该是水到渠成的结果。

 

在升学上，相对体制内的高考而言，国际教育一进入中国就体现出较大优势。当时有一个通俗的比喻，如果说高考叫“千军万马挤独木桥”，那么国际教育就是“开着跑车跑高速路”。

 

界面教育：中国内地的国际教育在过去20年间经历了哪些显著变化？

 

王普：从终点上看是没有变化的。对于选择国际教育的中国孩子来讲，国外的优质教育资源越来越丰富。虽然说国外个别学校的录取难度增大，但这和我们教育的内卷是相关的。

 

起点有明显变化，家长的期待值更高了。最初，他们选择国际教育更多是出于被动，因为孩子成绩不好，考不上普通高中，加上家庭经济条件允许等，家长通常只希望孩子能申请上国外的正经大学、而非野鸡大学即可。

 

现在，在北上广深这些国际教育高地，以及一些二三线城市的家长们，已经开始主动规划孩子走国际路线。甚至一部分家长和孩子不再把世界前百强大学当一回事了，他们的目光盯着美国藤校或是英国牛津、剑桥这类名校。

 

界面教育：选择国际化教育的家庭数量呈现扩大趋势，你认为增长背后有哪些驱动力？

 

王普：第一，是逃离心态。为了逃离“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换一个赛道，让孩子能有机会进入更好的大学。

 

第二，家长对国际化学校了解愈加充分。在我看来，真正的国际化高中，其课程建设和活动设计是服务于学生成长的，并非只围绕升学。家长也意识到，孩子15-18岁这个阶段是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定型的时期，在国际化学校能获得不一样的成长体验。

 

第三，对孩子未来成长方向的期待，注重全球胜任力的培养，即在国际与多元化文化环境中有效学习、工作、与人相处的能力。虽然说目前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大家对全球化可能有一点悲观，但我一直是乐观的，我相信很多家长也是乐观的。

 

界面教育：国际化教育在中国内地有哪些发展阶段？

 

王普：国际化教育在中国发展有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一厢情愿”，外国课程只能教给外国人，主要是外籍人员子女学校。

 

第二阶段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引入国外课程体系，开始面向中国人，但提倡的是地道的外国教育。

 

第三阶段始于2005年前后，一些从业者发现仅从升学维度看，地道的外国教育或许更好，但可能会把孩子培养成拥有完全西化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人，于是开始有意识的把中国文化与国际课程相融合。

 

第四阶段是中西课程的融合，在2013年前后基本已经成熟了。在文化这个问题上，我既不认可“西风压倒东风”，也不鼓励“东风压倒西风”。

 

界面教育：在你看来，评判一所好学校的维度有哪些？

 

王普：从时间维度上去看，可以分短期、中期和远期。

 

短期看升学， 这类学校并非是因为课程特别出色，而是靠短期内好的升学成绩成为家长追捧的学校。中期看文化，学校是基于自己的文化，才能建设课程和队伍，以及评估标准和评估体系。长期看校友，毕业生在社会的发展决定这所学校能否成为名校。

 

我们想让孩子在进入社会后，都具备超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这种能力不是以个人的升官发财、功名利禄来评价，而是以能够为社会带来多大贡献、为人类带来多大福祉来评判。

 

办国际教育，让学生上名校是最简单的一件事。但很多人围绕升学，把国际教育都做成生意，有背景提升的公司，有作品集的公司，把什么都搞成应试教育。

 

有些学校不管孩子能否从牛津剑桥毕业，只关心申请进了就好，很多机构和家长也同样如此。不关注里子，只关注面子。大学关乎学生的自身修养和个人梦想，同时也是个人能力获得提升的过程，如果只盯着那张毕业证，那将是非常可惜的事。

 

界面教育：你如何看待中国内地的家长文化？

 

王普：国际教育在中国仍然是个任重道远的事情。家长和父母是两个概念，中国父母需要转变为“家长”，只有这样，不管是体制内教育还是国际化教育，才能真正回归教育的本来面目。

 

中国家长普遍存在急于掌控孩子的焦虑，需做好家校沟通。我建议，第一，做孩子的贴心人，让孩子有话愿意和你讲，也敢跟你讲；第二，做孩子的规划者和领路人；第三，家长不要用个人的好恶和感受来评价学校的教育行为，要用孩子的成长结果和方向来评价；最后，在教育这个问题上不要着急焦虑，试着去陪伴、欣赏和等待。

 

界面教育：“双减”政策以及民促法的实施对中国内地K12国际化教育带来哪些机遇？

 

王普：国际教育从业者既要有胸怀，更要有定力。“双减”政策表面看，减的是学生的学习负担，实际上减的是家长和社会的焦虑。真正做教育的从业者，不应该受外界因素的干扰，只要是对孩子成长不利的额外负担，全都减掉也是没有问题的。

 

另一方面，只要对孩子的成长有帮助，他们愿意读再多的书、上更多的课，我们为什么要给减掉呢？对于“双减”，我觉得从国家的大政方针上看，它一定是对的，除了减去负担和焦虑外，也是对一些以升学为导向的学校的政策纠偏。

 

对于国际化学校来讲，会有一些政策上的困扰，因为在执行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刀切的现象，但这不是主流，不是问题。

 

界面教育：进入教育行业这么多年以来，你是否有曾经深信不疑，现在却有所怀疑的事情？

 

王普：我自己就是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中成长的。我曾经深信不疑的一件事情是，孩子的读书远比实践重要。但现在，我认为真正的社会实践越来越重要，意识到古人所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智慧。

 

在自我否定方面，一开始接触国际教育的时候，我对它认可得多，批评得少。现在则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有了新的认识，即使是在培养全球胜任力这样一种话语背景体系下，这些也变得越来越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