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大学95后人象谈判师：朝着“象”往之路

                             北迁的象群                                       朱高凡/摄

石屏县位于云南省东南部，属亚热带高原山地季风气候。县城的地势北高南低，中间凹，似一只向东开展的撮箕。正是在这素有“鱼米之乡”“歌舞之乡”美称的小城，云南大学的朱高凡和北迁象群打上了照面儿。

 

　　早在2020年6月，将亚洲象作为研究方向的朱高凡便注意到了这群“离家出走”的大象。

 

　　15头亚洲象为何“北迁”？迁徙途中有何异常举动？沿路村民将如何应对？带着一连串的疑问，朱高凡在今年5月接到了实地追踪象群的任务。前一天晚上还激动得睡不着觉，第二天一大早，他便收好监测设备及无人机，挎着大包小包坐上了从昆明前往石屏县的班车。期待随着山路盘行向前，近5个小时的车程后，朱高凡来不及休整，便和导师一起一头钻进了丛林。

 

　　月夜里的追寻

 

　　象群在石屏县宝秀镇立新村委会红土地上留下两拳大小的足迹。这批离乡北上的象群由6头成年雌象、3头亚成体雄象、3头青少年象和3头幼象组成（进入石屏县之前，一同北上的1头成年雄象及两头亚成体雄象已离群——记者注）。因为其中一头成年雄象的鼻子在幼时曾经受伤断了一点，故被保护区里的监测员称为“断鼻家族”。

 

　　当大象临近村庄，不同于网红直播里的热闹氛围，朱高凡心里更多的是担忧和紧张。他需要跟随导师协助当地相关部门对该象群进行实时监测及追踪，同时根据象群的活动方向对可能的迁移路径进行研判，以便当地政府及时、准确地通知村民采取防范措施，杜绝人员伤亡的可能性，同时将当地村民的经济损失降到最低。

 

　　事实上，想要实时追踪象群的路线并不容易。“首先大象行动能力非常强，一天走20到30公里是没问题的。”在追踪野象的日子里，朱高凡常以3万步的记录在步数排行榜里位居前列。“再加上象群白天都在丛林里休息，往往都是夜间赶路。很多时候人和车都无法及时跟上，也多次出现目标丢失的情况、这个时候我们只能根据野象的活动特点，提前部署到象群可能出现的地点，绕行10多公里都是常事。”在专业巡象员的带领和无人机的帮忙下，朱高凡和导师每天下午4、5点出发，一边勘测一边记录，从日落西山到晨光熹微，一追就是12个小时。

 

　　历史上，亚洲象曾经遍布黄河流域至云贵高原的大片区域，《二十四孝》有云：“舜耕于历山，有象为之耕。有鸟为之耘。”随着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野象逐步退缩到南部的崇山峻岭中，现主要分布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普洱市和临沧市的少数地区，种群数量约为300头，较为稀少。人象冲突的事件不时在附近的村落中发生，作为亚洲陆地上最庞大的素食动物，大象可以轻易地撕毁种植蔬菜的大棚，撞倒高速路上的围栏。

 

　　“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不会过多干预象群的行进路线。”朱高凡介绍，亚洲象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可爱平静，但在受到惊吓时仍存在攻击人类的风险。以往研究的时候，朱高凡都会和大象维持一个“安全距离”，尽量不在野外入睡。他回忆起本科期间第一次随导师实地跟踪大象的经历：“还是会害怕突然遇到大象，因为它们走路没有声音，在察觉有人靠近时，有的会发出警告，有的会处于警戒状态，甚至主动接近。”

 

　　这次追踪“断鼻家族”，朱高凡已没有了第一次实践时的紧张。大象在夕阳下漫步，卷起层层黄沙。路边偶见折断的树枝和深浅不一的脚印，运气好的时候，可以看见幼象在水坑里嬉戏玩耍。手机没有信号的时候，他常常躺在车上，抬头望着夏夜里的星空。朱高凡觉得这次与象群的共处，远比他想象得更加温和。

 

　　朱高凡把追踪的过程当作一场生动的自然课：“号角般的长鸣声，是呼唤同伴；低沉的声音，可能是表示自己的不满或者威胁……”虽然知道亚洲象的智力水平很高，但真正看见大象用鼻子拧开水龙头饮水时，朱高凡还是忍不住惊呼：“神奇的不仅是大象会用鼻子拧水龙头，还在于它知道水管里有水，这应该是经过了观察和思考的。”

 

　　朱高凡想要更了解亚洲象。“大象在热带生活得好好的，怎么突然跑到温带地区来了？”在追踪的3个月里，他常常思考这个问题。虽然迁移有助于野象寻找新的栖息地和开展种群间的基因交流，但贸然离开栖息地，从海拔700米左右的“野象谷”北移至海拔2000多米的村落，还是非常罕见的。“我本来以为它们会不适应，结果它们看起来一点问题都没有。”

 

　　在石屏县、峨山县短暂停留之后，象群朝着人流密集的红塔区踱步而去。和象群的第一次“谈判”很快来了。预测了大象的行动趋势之后，密密麻麻的消防车和警车挡在了大象与村庄之间，朱高凡和当地政府指挥部的人一起，试图阻止它们继续向前。

 

　　“大象来了！”压迫感随着象群的临近陡然而至。“象群移动的速度很快，已经多次跨越了我们布设的防线，当我们打开灯照明时，眼前已经是黑压压的一片了。”此刻，朱高凡和大象的距离仅仅只有10-20米，当十几头野象逐步迈近，激动的同时也有一丝紧张和恐惧。他注意到，它们在快速移动的同时，也表现得异常谨慎。短暂的犹豫后，象群坚持向前逼近，“谈判”失败了。“大象很快就到了我们的车附近，大家只能拉响警报，迅速撤离。”

 

　　大象在卫星地图上走出的一个个红点最终连成一条持续朝北的折线，朱高凡不明白象群“一路向北”的执着，几次不尽如人意的“谈判”经历更是让他很受挫败。但在晋宁区夕阳乡的再次相遇时，又让他看到了象群不一样的一面。

 

　　朱高凡介绍，晋宁区夕阳乡木鮓村的村庄基本上没有避险的高层楼房，“因为担心村民走动惊扰象群，所有人都集中在一个只有一层的围墙里。如果大象真的过来的话，就会非常危险。”这次，在长时间的僵持后，大象再次展现出温和的一面，意外地向人群妥协。朱高凡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当时象群距离我们只有2-3米，最终它们避开了村庄，绕行向前了，但从车窗内看见它们瘦骨嶙峋的样子，却也莫名感到心酸。”

 

　　此后的“谈判”有输有赢，朱高凡发现，象群进村往往都是为了觅食，在野芭蕉、粽叶芦等林下植物不足的地方，象群的移动速度就会变快。在实地追踪象群的3个月里，朱高凡和他同学曾对墨江等县的近200名村民展开调研，结果显示，80%以上的原住民对野象的到访持宽容态度，“大部分村民都觉得大象很可爱，知道亚洲象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所以自觉地想去保护它们。”

 

　　“象”往之路

 

　　伴随着人们的宽容与理解，“断鼻家族”的北移成为野生动物保护的一个缩影。国家林草局亚洲象研究中心调查监测显示，亚洲象种族扩散态势明显。亚洲象长期活动范围从西双版纳和南滚河两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扩大到云南省3个州市的11个县市区、55个乡镇。与此同时，野象习性产生清晰变化，随着全面禁猎措施的实施，野象由原来的“怕人”，变成了现在的“伴人”活动，频繁进入田地和村寨取食，食性已发生改变，人象活动空间高度重叠。

 

　　朱高凡没太把“人象谈判师”的走红当回事儿。现在的他只想通过实地调研，为象群的迁徙“保驾护航”。通过摸排野象的移动路线，朱高凡走访了沿途的村庄，整理了象群迁移的路线图，向普洱市的高速公路建设提出了建议。“其实象群的活动路线都是相对固定的，一般都不会去尝试前往新的地方。”他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国的人象冲突可以得到缓解甚至最终解决，而目前解决冲突的最好方式，就是实现人象分离。

 

　　8月8日，14头北移亚洲象安全渡过元江干流继续南返。元江是云南最古老的河流之一，也是亚洲象栖息地适宜性的一条分界线。跨过这条分界线，意味着这个一度迂回行进1300多公里的象群跨越了南归的最大障碍，栖息地适宜性将大幅提升；加上7月7日已送返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雄性独象，“断鼻家族”最终全部安全南返。

 

　　备受关注的“象游记”落下帷幕，朱高凡和亚洲象的故事暂时敲下逗号，此后仍将继续。现在，朱高凡仍过着宿舍、研究站、野外三点一线的生活，即便是周末，他也时常忙碌到晚上八九点才回宿舍。云南大学坐落在四季如春的昆明，寝室的窗外时常下着淅淅沥沥的细雨，给破土而出的嫩芽和踏雨归来的他悄然带来变化。

 

　　朱高凡的头像是一只可爱的大象。时常更新的摄影照片，记录着四季的日夜，觅食的山雀和盎然的枝叶。面对误闯室内的白斑黑石，朱高凡也会拿起相机，给它留下几张“写真”。谈及毕业后的规划，他表示还是希望可以从事动物保护相关的工作：“包括加强对动物栖息地的保护、提升更多人对亚洲象的认知。”探索人象共生，道阻且长，而他的个人公众号简介上写着：“人生这么短，总要做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