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根据教育部公布的2021年高校招生专业目录,高校按照学科大类招生已成为一种趋势。实行大类招生,已经是我国高校开展通识教育的普遍做法。有论文统计,到2020年,我国双一流建设高校中有114所实行大类招生与培养,占总数83.2%。
不过,这种招生模式的社会评价却呈现出严重的两极分化,不少学生对此模式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在知乎上搜索“大类招生”,要么是嘘声一片,要么是学生为自己未来的专业分流充满担忧。
国内一流大学纷纷入局的大类招生,对考生而言,究竟是“捡漏”还是“踩坑”?本文从人才培养的维度一探究竟。
培养“通才”,时不我待
顾名思义,大类招生是指,高考招生时按照学科大类或是将几个学科类似的专业合并在一起招生。学生入学后按照大类,在1~2年时间内进行基础培养,再根据兴趣和双向选择的原则进行专业分流,展开具体专业的后续学习。
实际上,大类招生在国外早已有之。二战后,美国、日本等国家的高等教育纷纷开始探索大类招生、大类培养的宽口径模式,强调“通识教育”,培养“通才”。如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名校大都设置文理学院负责本科生的通识教育人才培养,学生进入高校学习1~2年后,再在学科范围内选择具体专业。
这样,学生的兴趣、个性得到充分发挥,在对专业基础有一定了解的前提下可选择更适合自己的专业;同时,学生易于打好学科基础,培养较好的综合能力,利于未来的长远发展。
而我国教育体系则与强调“通识教育”的西方模式不同。1952年我国便依托苏联模式,建立了以培养“专才”为目的的专业化教育培养模式。在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下,这种“专才”教育有其合理性,但随着大环境的变化终见其弊端。
一方面,学生在专业选择方面往往盲从而非依靠兴趣,日后放弃本专业的情况愈加普遍;另一方面,高校长期以来学科专业划分过细,导致学生知识面过窄,割裂了知识的完整性,不利于学生的长期职业发展。
20世纪90年代,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周远清指出:“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高等教育体系突出的问题表现在:专业口径过窄、人文教育薄弱、教学模式单一、教学内容偏旧、教学方法过死”。彼时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纷纷展开大类招生模式的早期摸索,加大选修课建设力度、开设不分文理和专业的少年部、成立基础学科教学强化部等等,以改变专业教育过窄的状况,全面提升学生的文化素质。
2001年,北京大学启动了“元培计划”,彻底实行在低年级实行通识教育、在高年级实行宽口径的专业教育。贯彻“强化基础、淡化专业、因材施教、分流培养”的十六字教改方针,着眼于培养具有多学科、宽基础的知识结构和应用能力的优秀人才,在普遍意义上被认为是“大类招生”本土化探索开端。
钱穆先生曾于1940年撰文《改革大学制度议》,提出“智识贵能汇通”,最先提出“通识”一词。通识教育的重要性就在于突破学科藩篱,以开放、包容的教育为终身学习打下基础。而大类招生的初衷,正是把这一培养模式逐步推进,培养具有扎实学科基础、具有创新创造潜力的复合型人才,从而惠及整个社会。
如今,我国高等教育正趁着现代化建设的东风一路高歌猛进,由“专才”教育向“通才”教育转化的现实基础已然具备,越来越多的高校向“大类招生”进军,在制度模式、教育内容、教育形式等多方面进行大胆尝试。
浪潮迭起,推陈出新
据《大类模式:我国研究型大学本专业教育模式改革探索》一文数据显示,到2020年,除国防科技大学以外的41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全都进行了大类专业招生改革,其中有7所高校尚未实施全面大类招生改革。
可以看出,2016年之后,面向全校大部分学生或全体学生的全面大类招生高校数快速增长。此外,一些地方高校也在纷纷实施大类招生,“大类招生时代”的浪潮迭起,几乎已全面来临。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马进喜介绍实行大类招生的原因时指出,大类招生和培养能扩大学生的自主选择权,也更符合当前学科交叉、专业界限淡化的高等教育改革趋势,符合一流高校的本科人才培养发展方向。
不过,高校大类招生也有其紧迫性。
2014年,国务院出台《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启动新高考改革,标志着“专业优先”的投档方式正式启用。名校光环优势不再,强势专业将成为高校招生的“硬通货”。这种情况下,通过大类招生“打包录取”考生,便成了学校录取优质生源的重要手段。
《传统与变革:我国本科院校大类招生培养模式与分类体系》一文总结了我国本科院校大类招生的几种人才培养模式。
目前国内高校开展的大类招生培养模式可分为学院内大类招生培养、跨学院大类招生培养、开设实验班大类招生培养、成立本科生院大类招生培养等四种模式。
学院内大类招生培养较为普遍,即院系内相关专业合并为一个专业门类进行招生。如华中师范大学的新闻传播学类,前期在一个专业门类下培养,大二下学期进行专业分流。
跨学院大类招生培养模式是将不同学院的多个专业归为一个大类招生。如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科学试验班,由文学院、历史学院、哲学院、国学院和马克思主义学院5个学院组成,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意愿选择5个学院中任一学院,5个学院共同设置大类平台课,打通文史哲的学科界限。
实验班大类招生培养模式下,学生前期学习通识课程和学科大类课程,后期可在全校范围内选择专业,以北京大学“元培计划”实验班为典型,致力于培养文理素质兼具,跨学科、跨专业的拔尖创新人才。
本科生院大类招生培养模式则是在大学内部成立新的本科生院,对全校本科生进行通识教育的大类培养,后期分流到专业学院的人才培养模式。如复旦大学经济管理试验班,高考时以经济管理试验班形式招生入学,其后入驻复旦学院,第一学期结束后,可在旅游学系、大数据学院和管理学院3个院系中进行专业选择。
这四种模式为大类招生的基础归类,越来越多的学校在探索通识教育的道路上推陈出新。日前,北京交通大学、重庆大学亦纷纷开设本科生院,为大类招生、通识教育的探索迈出步伐。
据重庆大学本科生院院长李正良介绍,5330名新生将按照“大类招生、大类培养、大类管理”原则,按相应大类进入理科试验班(数学与物理类)、工科试验班(环化与健康类)、工科试验班(工程与能源类)等六个大类班级学习,接受广义的通识教育,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主要选择数学、物理、化学、文学、哲学、生物、外语等基础课程以及思政、体育、劳育等必修课程。完成大一阶段学习后,结合学生的成绩和专业意向填报分流到所在大类里的专业。
招生简单,培养不易
“大类招生好,高三一年又一年!”
“大类招生好,年年期末胜高考!”
“大类招生好,看到大类赶快跑!”
……
虽然大类招生渐成趋势,但风潮之下,暗流涌动。把人招进来之后,如何培养成了一大难事。我国在大类培养方面尚不成熟,很容易造成诟病。
教育教学:与大类招生匹配不足
新高考改革之后,同一大类的学生会因高考时选考科目不同而出现基础知识掌握程度不同;同时,不同专业方向的学生所需基础课程也有所不同。这种差异性需要高校调整课程设置和教学计划,开设齐全的、高质量的基础课和通识课,实现多专业的重新组合,使专业向复合型转化。
但目前来看,部分高校准备不足。“水课”、“无用的通识课较多”等课程设置问题消耗了学生的大量精力。在某高校2017级外语类大类招生方案中,大一时课程倾向德语教学,对于分流后选择英语专业的学生来说,缺少英语的基础语言知识课程,不利于语言基础较差的学生在一年级时打下坚实的语言基础。
所以,如何打破通识课程与专业课程脱钩的现象,做好通识课程与专业课程之间的融合与衔接,是大类招生之后保证通识课程教学质量的重要举措。有学者对此提出按“大类招生、分类培养”原则完善课程管理制度,即每个专业大类在一定范围内实施弹性化选课制度,根据学生的基础、兴趣和能力,为学生设置多样化选择。
专业分流:马太效应明显
大类招生之后的专业分流阶段,也容易造成“热门专业越来越热、冷门专业越来越冷”的现象。成绩较高的学生扎堆报热门专业,而成绩低的学生最终被“甩”给冷门专业。
如2018年清华大学大类分流时,知乎上有网友提出了专业填报过热的问题,引发探讨。在车辆工程(电子信息方向)、电子信息类和生物医学工程(电子信息方向)三个专业中,选择电子信息类专业为第一志愿的人数高达164人,而选择其他两个专业为第一志愿的人数均仅为1人。而在该问题下的回答中,有其他网友贴出的工业工程、自动化、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三个专业的选择情况,自动化专业也以137名第一志愿人数占据压倒性优势。
专业间选择的严重不平衡不仅造成专业生源质量的细微差别,也会使负面情绪在“被选择”的学生与教师之间滋生。学生去的是“挑剩下的”,教师收的是“不情愿来的”。长久下来,必然会对专业培养质量与教师授课水平产生不利影响。
为了能够争取到自己喜欢的专业那几十个名额,一百多名高考时水平相差无几的学生从大一便开始了“卷王”之路,因此也引发了网友们对大类招生“年年期末胜高考”“看到大类赶紧跑”的吐槽。
是“踩坑”,还是“捡漏”?
不过,虽然部分成绩靠后的学生只能流向自己不喜欢的专业。但对于高考侥幸“搭边上车”来到自己心仪学校的学生而言,通识教育期间也得到了逆风翻盘的机会。只要成绩能够冲在前面,还是有很大的自由度和选择权,能够在大类分流中进入自己感兴趣的专业学习。
所以,对于不同学生而言,高校大类招生,可能是“踩坑”也可能是“捡漏”。但真正让通识教育、大类招生深入人心,依然需要政府、高校对学生需求和产业变化做出及时响应与调整,比如紧需专业的倾斜与扶持、普通专业的优化升级与改造、冷门专业的撤销与调整。
8月27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印发“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的通知》。其中提到:优化高校学科专业布局,推进专业升级和数字化改造,及时减少、撤销不适应市场需求的专业。加快重点领域急需紧缺人才培养等。
随着国家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动态调整与补足,相信大类招生的春天,终究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