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乎意料，改革的结果却是私立学校大行其道，课外补习产业蓬勃发展，中产家庭教育负担倍增，造就了学力低下的“宽松一代”，国家竞争力节节败退！
中日两国相似的社会背景，使得日本30多年“宽松教育”的经验教训对我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教育改革是最不允许失败的，以牺牲一代人作为代价，是不能承受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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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松世代”的都市传说
2016年4月17日，日本电视台（NTV）播出了一部名为《宽松世代又如何》的电视剧。
剧中三位1987年出生的主角被视为日本社会第一代的“宽松世代”人，大量写实的细节，让这部电视剧一经播出便引发关注，他们的经历、他们从学校进入社会之后的困惑、周围的人对他们的评价，让与他们同龄的日本年轻人感同身受。
“宽松世代”成为最热的话题之一。
何为“宽松世代”？《宽松世代又如何》的宣传海报上的关键词让人一目了然：2002年日本进行教育改革，全面实行一周上学5天的双休日制度；削减教学内容和教学时间；导入绝对评价（不与其他学生进行比较的情况下评价特定学生）。1987年出生的人上高中时刚好赶上这一教育改革的正式实施，他们也就成为了第一代的“宽松世代”。
“宽松世代”是怎么炼成的？从社会背景来说，经济低迷、少子化、老龄化都是推手之一，但最直接的推手，则是“宽松教育”的盛行。
“宽松世代”教育出来的年轻人有一些共同特点：
他们纵情享受当下，不关心明天和未来；
优先考虑自己的事情，他们只关心“以自己为圆心，半径3米内的事情”；
抗压能力差，缺乏忍耐力；
缺乏行动力。他们不想工作、不愿奋斗，连恋爱都懒得谈；
他们沉迷于动漫、游戏、爱情动作片，能靠幻想解决的问题，绝不付诸实践。
......
2
日本教育减负30年反思：
应试还是宽松，这是一个问题
这一切混乱的源头，都要从1945年开始的“填鸭式教育”说起。
1945年，日本在二战中惨败，国内百废待兴，为了重振经济发展，日本官方看中了文化兴邦、科技崛起的路子，倾尽国力搞教育，首先推出了九年义务教育。
教育投入带来的改变是实实在在的，1955年，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此后连续20年保持了每年10%左右的同比增长，1968年GDP总量跃升全球第二，迎来了发展的高光时刻，不仅进入了发达国家行列，当时每个家庭手里可支配的金钱也呈直线形势稳步上升。
随着经济的快速复苏，20世纪60年代开始，婴儿潮到来，但家长们发现，随着人口的增多，优质教育资源越来越少。
激烈竞争的大学入学考试，蔓延到整个基础教育，导致基础教育应试化，产生了包括“填鸭式教育”“考试地狱”等一系列说法。
为了让孩子获得更好发展，众多家庭将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投入到课外补习班上，同时考试舞弊、录取黑幕等层出不穷，家长们叫苦不迭，怨声载道，要求“减负”的浪潮响彻日本。
因此，日本的教育专家提出了“教育减负”，以及如何让教育适应经济的相关讨论之后，家长们迅速成为了摇旗呐喊的一批人。
怨声载道的社会情绪，迫使文部省在1976年12月18日顺应民意，发布了名为《关于改善小学、中学及高中的教育课程基准》的答复报告。
这个答复报告直接依从了民众缓解下一代学业压力的诉求，成为著名的“宽松教育”的标志，成为此后主导日本基础教育30年的方针。
1980年第一次教育改革后，小学课本变薄
“宽松教育”方针下的30年间，日本中央和各地教育主管部门实施了一系列政策，大体包括：降低教学大纲的标准（缩减课本）、减少规定学时和公立学校去重点化。例如将小学至高中的总课时从5821课时减少至5785课时，《中学指导要领》的册页从261页减少至123页，公立中小学每周上课5天（原本6天），学生报考公立中学不能填学校志愿，只能按片区随机入学等。
呆萌的小丸子，就是宽松教育的产物
问题是，这些直接减负的政策手段根本没有达到减负的效果，还产生了系列副作用。
与减负共同到来的，是日本学生成绩的集体滑坡。像「3＋2×4」这样的四则运算，能正确回答的六年级学生只有六成。
质疑开始出现——政府推行宽松教育的初衷，是告别填鸭教育，鼓励独立思考。假如连基础知识都无法掌握，又何来进一步思考的能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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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松教育的罪与罚
第一、宽松教育导致学生学力下降
在四年一次的国际PISA标准化测试中，1999年，日本的数学应用和科学素养位列OECD15国第一，阅读理解位列第八；到了2003年，数学跌了5位，阅读理解跌了7位；2007年，科学第六、数学第十，阅读理解已经沦为垫底的第十五位。近年日本国内还有调查称，小学生4人中便有1人弄不清“平均”的含义。“大学生数学基本调查”结果也非常不乐观。日本的高中要为初中补课，大学的第一年要为高中补课的现象已经司空见惯。
日本历次PISA 测试的排名和分数
这一结果某种程度上佐证了家长和学者们的担忧，也点燃了社会各界有关“学力下降”大讨论的导火索。很多人将“曾位居世界顶尖水平的日本学生的学力出现大幅度下滑”这一问题归咎于文部科学省，认为这是实施宽松教育的政策性失误所造成的。
当然，由于PISA参测国的数量逐年增加等原因，仅用PISA排名并不能完全判断日本学生的学习能力是否降低。但是总体上，日本学生的成绩明显下滑，并且从连续多年的数据来看，日本学生的表现起伏不定，这样的事实令人不得不忧心忡忡，“学力低下”一词开始愈发频繁地与“宽松教育”结对出现在各路媒体上，进一步引发了日本社会对宽松教育的责难。
“宽松教育”政策降低了达标的底线要求，却完全不为最优秀、最努力向学的学生提供国家教育支持，甚至不提供荣誉感——因为宽松教育反对大规模的竞赛、考试和选拔。努力学习、追求出类拔萃得不到承认，宽松无压力才是正当的。如果在达标线之上还想学更多，那就要自己负担所有成本。
其中反应最强烈的当属学生家长，甚至有人批判宽松教育就是“松懈教育”。日本教育学会会长广田照幸曾说：“宽松教育急切地追求创造力的培养，但忽略了创造力产生的前提——基础知识的积累与巩固。”
日本教育社会学会前任会长藤田英典也认为，“全球化的信息知识社会”的特征之一，是信息量的骤增和信息的复杂化，而宽松教育改革会使学生学力的整体水平出现下降，是无法应对“变革的社会”的。也有学者认为，“宽松教育”导致学生的学习意愿衰减，而学习成绩的下降正是学习意愿减退的结果。
第二、宽松教育带来教育不公平，加剧社会分层
由于宽松教育政策只能约束公立教育部门，民众的升学需求和竞争态势并没有变化，可想而知，对更有竞争力的教育需求只能通过私营办学机构来满足。原本占据优势教育资源的公立中学只能提供宽松的托底教育，无法为想要上好学的学生提供更优质的教育，几乎所有志愿上一流大学的中学生都投入私立中学，随之，没了要读书的学生，公立中学的优质师资也不断流失。以从1960年到2005年考入东京大学的前20名高中为例，私立高中和公立高中，此消彼长十分鲜明。在日本，私立学校的教育费用通常是公立学校的2~3倍。
要考上好大学，仅仅上私立学校还不够，课外补习学校（日本称“学习塾”“进学塾”）专门为应试做好准备，这几乎成为日本家庭的一般常识。根据文部省官方调查，全日本中学生上课外补习学校的比例从1976年的38.0％上升到1985年44.5％乃至1993年59.5％。小学生上课外补习学校的比例也从12.0%、16.5%到23.6％，节节攀升。
日本的宽松教育的减负只能是有利于富裕家庭，间接剥夺了寒门孩子的希望。于是，阶层就此分化，一部分孩子在学校减负、在校外增负，获得社会竞争的优势。由于受宽松教育影响的主要是公立学校，也就是普通人的孩子，而有钱人的小孩大部分读的是私立学校，他们依然在刻苦读书，照样上各种补习班，所以双方的差距，一下子被拉得前所未有的悬殊，最后在日本的名牌大学里，集满了上层社会的子女，他们毕业后纷纷进入了高收入阶层，这让日本的普罗大众，感到彻底的绝望，也让日本社会彻底失去了发展的动力，随之而来的，就是日本失去的20年。
同样源于对宽松教育的不信任，许多家长选择把孩子送入私立学校，初、高中六年一贯制的私立学校尤其受到欢迎。这一现象也更加剧了教育的“两极分化”。在由文部省举行的日本全国学力调查中，平均正确率这一指标在公立和私立学校中表现出明显的分化现象。
东京大学教育学部教授苅谷刚彦对此作了深入的阐述。他指出，宽松教育的两大支柱——教育的多样性和自我责任，将拉大阶层差距。
直接导致寒门弟子在这个激烈竞争的社会生存，要么必须更加努力，否则只能被迫的谋生，拿不到自己对生活的主动权。
因为教育资源始终是有限的，想让孩子上名牌大学、出人头地，还是要去争夺那极为有限的招生名额。所以，有能力的家庭就让孩子通过私立学校、补习班、游学班、素质班，提升将来的竞争力。
宽松教育虽然减少了在校教授的内容，降低了学习难度，使每个学生都能拿“100分”，但是并没有降低大家在报考大学时的竞争激烈程度，于是许多学生家长，特别是有条件的家庭，为了能让自己的孩子补足因宽松教育带来的学校教育的“缺失”，纷纷为孩子报名参加课外补习班，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维持和提高孩子在大学入学考试中的竞争力。
而那些享受到了宽松教育的快乐的孩子，他们的业余时间，真的会像政策制定者希望的那样，去发展个性教育吗？也许有，但肯定百中无一，绝大多数的孩子，会把宽松和快乐的时间奉献给玩耍、游戏、互联网。
日本文部省的调查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在大学入学考试中，私立学校的学生成绩比公立学校的学生明显高出一大截。
当然，应试教育的这种公平，永远是相对的。无论在任何时期，有权和有钱都注定意味着更好的教育条件。穷人孩子和有钱有权人的孩子教育上的差异并非不可逾越的鸿沟。
第三、中产家庭教育负担倍增
“宽松教育”政策改变了整个社会的教育供给，日本中产家庭若在子女教育上要求上进，势必付出巨大——经济负担、选择焦虑和全家被裹挟参与应试成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
日本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家庭无疑为上述私营教育机构作出了巨大的经济贡献。在日本国民可支配收入中，教育支出和补习教育支出从1970年左右开始显著上升，1976年开始实施的“宽松教育”政策完全没有影响到这个上升趋势。换言之，1976至1995的20年间，家庭的教育经济负担没有下降，反而一路攀升，更可怕的是，升学率却一路下滑至1970年后的最低谷。可想而知，在此期间的学生和家庭的升学压力越来越大，对家庭经济条件不够好的学生而言，不公平也在扩大。
除了经济压力，“宽松教育”政策整体上降低了必修的教育标准，看似学生有了更大的自由选择学习的空间，其实这个年龄的学生既不充分了解自己，也不了解社会需求，甚至不够了解竞争游戏规则。自主选择适合的教育资源既超出了学生的能力，也超出了多数家长的见识水平。除非精通教育和社会规则的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多数家长在为孩子做学业选择时手足无措，心态焦虑。私营培训机构的营销诱惑、家长间的模仿与攀比、恨铁不成钢和病急乱投医等心态都会造成超量教育、过度补习，结果又加重了一重学业负担——不仅无效，更可能适得其反。
有一系列畅销书名叫《中学生的考试9成靠父母》，非常具体地传授家长应试技巧。日本应试学习之发达，已经不只是学生的事，应试负担已经不可避免地延伸至家长。
宽松教育政策下家庭支持成了学业竞争中的决定性因素。经济水平太低的家庭将得不到入场券，经济水平足够高的家庭可以购买到最好的私立教育，而日本的中产家庭却承受着最大的学业竞争压力，他们本身对下一代也抱有最强的通过受教育来维持阶层或向上流动的愿望。所以，家庭教育成本越高，中产家庭生育率越低。这类使得国家教育供给空洞化的政策最终会抑制中产阶级的生育率，长期动摇国本，很可能是当初政策制定者始料未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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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宽松教育启示录：
“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有一种说法，说日本的“宽松教育”失败了，“宽松教育”的大方向改了，这种说法不完全对。其实，日本“宽松教育”强调要培养学生的生存能力、深度学习能力、自主思考能力、主动学习能力以及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一直都没有改变，不过是在形式上，把过去减得过多的课时和内容又加回去了。
那么，站在第三方的角度来看，宽松教育到底是“失败”了，还是“成功”了？我们很难得出一个简单的“成功”或“失败”的答案。尽管如此，日本宽松教育改革却深刻提醒着我们“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
自“宽松教育”提出之初，日本各界就展开了针锋相对的争论，无论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旗帜鲜明。而梳理正反双方的观点，我们却发现他们在有些方面是完全一致的。
首先，双方都认同“宽松教育”的目标，即改变以往一味强调知识灌输、死记硬背的教学模式，培养学生的生存能力、思考能力、创新能力等“新学力”。即使放到今天，这一目标仍然具有方向性的意义。近几年，人们空前关注学生“21 世纪技能”“全球胜任力”等的培养，如何通过切实有效的教育教学实践，培养学生掌握这些能力，是当前全球教育的共同目标之一。
其次，双方都认为应该改变对学生的评价方式。虽然学校按照“宽松教育”的目标实施教学，培养了学生的各种“新学力”，但中考、高考等高利害考试仍然只重视评价学生对书本知识的掌握情况，学生所掌握的“新学力”也就无法得到认可。如何通过评价制度的改革来培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创新人才，是目前各个国家都十分重视的一个课题。我国于2014 年启动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也是在评价体系上的一次重大探索。
再次，双方都认同“宽松教育”在实施过程中客观上带来了不同社会阶层学生之间的学力差异逐渐扩大。教育公平始终都是全球教育发展中的一个关键词。任何教育改革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即便改革的目标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在过程中导致教育不公平，那也是有问题的。也就是说，教育改革要重视顶层设计的前瞻性，也要重视具体实践的可行性。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首席专家王晓燕发文指出，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曾全面推行“宽松教育”，2016年政府发表“去宽松化”宣言，承认宽松教育失败。总结起来，其失败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在政策理念上，没有形成统一思想。
日本初期的宽松教育政策，只是在原有教学时间和教学内容上进行了大幅消减，宽松之后，到底学生应学到什么程度、教师应教到什么程度都没有形成统一的思想共识。
第二，在政策执行中，没有实施同一标准。
公立学校按照要求全部消减了教育时间和教学内容，但是私立学校和社会培训机构却没有实行，依然以应试教育为主导。
第三，在政策保障上，尤其是教学保障上，没有落实到位。
宽松教育在减少一般学科课时后，增设了“综合学习时间”。但是文部科学省并没有对综合学习内容作出详细、具体的规定，也没有指定教材。
日本实行“宽松教育”的出发点是为了避免传统填鸭式教育的弊端、面向未来培养创造性人才，这跟我们现在“减负”理念很相似。但是由于上述方面的失误，走向了失败的结局，这也让我们深刻认识到：
首先，宽松教育并不是不要基础，仅靠减少课时，减少学习内容和降低学习难度的做法是表面的、肤浅的。真正的减负必须伴随着教学方式的转变，伴随课堂教学的转型。如果课堂教学还是传统灌输，其实质必然是理念与现实的背离与脱节。因此，在我国推进中小学减负的过程中，一定要促进基础教育课堂教学方式的转变和教学质量的提升。同时，还要注重教师能力的培养。
其次，相关部门和学校对于学力、对于教育质量应该有一个科学的评价和界定。既要照顾到优秀学生的发展需求，也要特别关注中低收入家庭和弱势群体家庭孩子的帮扶培养。如果只是一刀切式的政策减负，但是课堂形式、教学方式、考试制度、招生录取方式和对学生的评价方式不改变的话，家长和学生会依然在追求分数的跑道上奔跑，就会造成“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的严重现象。
最后，减负政策一定要做到政府、学校、社会和家长形成共识，协同配合。家长和社会培训机构对政策的不理解、不配合是日本宽松教育失败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在日本“宽松教育”的经验教训中，最值得我们引以为鉴的就是，教育改革一定要深思熟虑，谋定而后动，宁可缓慢推进，切莫轻举妄动。
试错或许可以是其他领域改革的常态，而教育改革是最不允许失败的，以牺牲一代人作为代价，是不能承受之痛。
对于人的培养关乎每一个生命、每一个家庭，继而影响整个社会，在教育改革的过程中，决策者都应该心怀敬畏，慎之又慎。
1、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国际部）
